今年2月，當被問及今年的大學錄取情況時，洛杉磯一位富裕的白人家長給我發了一條短信，上面有三個表情符號：一個悲傷，一個藍臉發抖，還有一個看起來要吐了。 
 
后來在電話中，這位家長選擇了“暗淡”這個詞來描述孩子所在著名私立高中12月在ED（Early Decision，具有約束力的提前錄取）、EA（Early Action，不具約束力的提前錄取）中的表現（常規錄取結果在3月底和4月初公布）。

這個孩子成績頂尖，課外活動非常豐富，而且擔任了很多領導者的角色，但申請的一所常春藤盟校給了個延后決定的結果，盡管他們家族跟學校有淵源——這位學生的結果還算好的，幾位同樣申請該校的學生直接在ED中被拒了。 

 
遠大前程大學預科（Great Expectations College Prep）的創始人珍·卡菲什（Jen Kaifesh）說，EA/ED的結果就像“垃圾箱里的火”。卡菲什的客戶來自貝弗利山、貝萊爾和布倫特伍德等洛杉磯的高檔社區。“一些曾經擁有驕人錄取成績的私立高中剛剛被淘汰。家長們很生氣，”卡菲什說，她對春季的常規招生仍抱有希望，但“ED一直是富裕家庭入學的方法，因為你不用擔心經濟援助。你可能有錢去訪校，確保這是你夢想中的學校。在這個環節中血流成河，這不是一個好跡象。” 
 
今年的情況與前幾年類似，也證實了大學錄取軍備競賽越來越令人焦慮。事實上，這一進程在過去兩年經歷了比最近記憶中任何時候都多的結構性變化。 
 
由于一場全球性的流行病，大學錄取過程在短短幾個月內就被徹底顛覆了；現在的ACT和SAT是可選考試，這使得申請大學的人數激增；此外，“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社會抗議活動之后，大學投入了更多精力招收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學生，以及由于孩子們展示自己的方式越來越少（記住，不再有SAT），他們把更多的重點放在了GPA和高中課程上，這引發了廣泛的焦慮：9門AP課程夠嗎？ 
 
向招生體系注入更多公平的努力表面上受到了贊揚，甚至那些已經從現狀中受益的家庭也表示贊賞。這些家庭理解布朗大學的社會和公民意義——事實上，這是國家的當務之急——說它最近的ED批準中錄取的學生中，有51%是黑人、拉丁人、美洲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島民或亞裔。或者是加州大學宣布，這個錄取季收到的拉丁裔和黑人申請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但這并不意味著正在進行的調整不會讓人感到左右為難，尤其是對那些正在爭取入學，而且擁有的財富和影響力仍然被認為可以改變天平的家長——比如一個可以捐贈圖書館的人，或者一個可以給大學校長打電話、安排個人面試的人。 
 
這些家長突然感到有點……無助。正如這位使用表情符號發短信的家長所說的那樣，“學校表示，他們的申請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他們還在說，‘順便說一下，全世界的人，我們聽到了你們的聲音，我們真的在努力培養一個多樣化的新生階層。如果你后退一步，你會說，‘太棒了。非常非常好。’但如果你碰巧是中上層階級的白人家長，有個中上層階級的白人孩子，你會說，‘哦。現在真是糟透了。’” 
 

為了適應這個新的世界秩序，富裕家庭正在重新考慮他們的入學策略。來自家庭友人兼首席執行官或名人的推薦信已不復存在。正如另一位洛杉磯的家長告訴我的那樣，“一封來自上流人士的信不再管用了。”另一名家長說，她孩子就讀的私立學校的輔導員建議學生“找份工作”。這可能是在咖啡店或餐廳工作，以了解低薪勞動的價值，或者志愿成為一名急救車護理員，這是一份條件艱苦又能幫助人的工作。不管怎樣，“我的感覺是，‘不要再去秘魯扶貧，找份真正的工作吧。不要再做那些富家子弟做的事情了’。” 
 
卡菲什說：“你要講述的故事，一定要談到如何利用你的特權使世界變得更公平、更美好。我有一個學生想上醫學預科，我說，‘不要只是在醫院做志愿者。這很好，但現在這還不夠。如果你考慮去在一家診所做志愿者，在貧困危險的市中心練習西班牙語，或在市中心服務不足的社區工作，那么情況就不一樣了’。” 

 
馬特·巴特勒（Matt Butler）是大學咨詢公司巴特勒方法國際（Butler Method International）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該公司在曼哈頓和倫敦都設有辦事處。他認為課外活動的轉變是一種積極的發展，可以讓孩子們成為更好、更有自我意識的公民。“我認為，考慮到BLM運動和反亞裔仇恨事件，學生們正在經歷很多涉及社會正義和多樣性的思考、體驗和活動。這是一個動態的時代，學生們正在做這些工作。我有一個學生要求人們向養老院捐贈口罩，因為他的祖母死于新冠。這種經歷就能寫成一篇很好的申請文書。因為當很多學生都感到無力無助自暴自棄的時候，這里有個學生在行動起來，忙著給老人籌募口罩。” 
 
問題是，有時這些舉動也會顯得做作。洛杉磯精英女子馬爾伯勒學校的校長普利西拉·桑茲（Priscilla Sands）說，她的學校鼓勵學生在從事打造履歷的活動的同時，表現出真誠的同理心。 
 
桑茲補充說，相比孩子，通常父母對錄取結果更在意。

對于這一點，非裔作家克里斯蒂娜·西蒙（Christina Simon）也有同感，她有個兒子在洛杉磯北部的Viewpoint學校讀高四。西蒙的兒子ACT考試成績為35分（滿分36分），是籃球隊的副隊長，全美數學榮譽學會成員，還是樂隊的小號手（還有其他許多榮譽），今年被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提前決定錄取，她說她開始聽到一些雜音。西蒙說：“有幾個人暗示說，他被賓夕法尼亞大學錄取是因為他是有色人種。他們談論的是‘學校試圖引入更多樣化的班級，所以他們招了更多少數族裔學生’。我的回答是：‘如果他不能被錄取，那還有誰能？’” 
 
事實上，這些父母的悲痛感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只是因為找到了新的替罪羊？大學招生真的被顛覆到這樣的地步，特權階層將被拒之門外嗎？運動員仍然站在金字塔尖，他們在高二的時候就被大學教練招下了。沒有人會相信那些非常富有和有影響力的人——比如蓋茨和貝佐斯——的孩子們會去德雷克大學（Drake University）學習（這是美國中西部一所排名靠前但有時被忽視的學校）。 
 
卡菲什說，即使大學招生已經出現了很多變化，但也沒有動搖到根本，其中一條便是對“家族關系”的看重。當一個校友的孩子與一個同等水平、但沒有任何關系的學生進行比較時，一個VIP星號就會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校友子女排在前面。 
 
格林內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負責學院與校友關系的前副校長米奇·芒利（Mickey Munley）說：“比起校友推薦，我認為‘有影響力的人’推薦對招生部門更重要。如果學校校長有一個好朋友的孩子想要來，校長可能會打電話給招生辦或董事會成員。” 
 
現在，最讓高中高年級學生和他們的家人感到震驚的是錄取率。“當哈佛的比率是3%時，你就得計算了，”一位父親說。“如果你扣除了第一代大學生、所有運動員和校友子女所占的名額，那么這3%還剩下多少？” 
 
這個人的孩子被常春藤盟校錄取了。這個體系似乎還沒有完全被推翻。